《太空哈利》精神续作《Air Twister》​模式介绍视频

作为生活于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度的学人，哈氏的西马背景亦是我最初对他感兴趣的主要理由之一。

我觉得这种困境在您这儿也有，以您的大部头著作《华夏治理秩序史》为例，如果略去您引用的经疏部分，我是看不出那是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人写的书的，完全是普适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性表达。但是在考虑的过程中，这种职业的直觉和一种职业性的诉求都不是足够的，我们要论证西方和中国要文化并进，或者中国的文化可以大于西方，还是西方高于中国，只是把过去的文化放进去，这还需要很多很多的仔细的工作，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清末的时代可以挑选，当时也没有什么挑选，我们现在更没有，我们已经被套上了路径依赖。

如果我们用法律来描述中国古代的规则，就必须把那几部分都包括进来，而且以礼为主体。因此，反对历史主义是思考中国法理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预备性工作。意思是强调修之以德任人唯贤，顺应自然规律那么万事可成，做人方面要强调德的效应。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的焦虑，价值的焦虑、秩序的焦虑、文明的焦虑，有一个例子大概把这三个方面都能体现出来，过去我们30年中存在的所谓的良性违法现象，不仅仅是违反一般的法律，也违反宪法，宪法不断地被良性地违反，或者说系统的大规模的违反，而且是最权威的政治主体在大规模地严重违反宪法。当然，这跟法律的移植其实是相互匹配的：法理学来自于我们移植法律的那些国家。

翟志勇：陈煜也讲了，对于皋陶来讲，具体的规则也是有功利主义的目的，今天法律人一讲到规则的话，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功利主义来理解，但是跟您要表达的意义有点差别。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所面临的这种尴尬局面与我相对熟悉一点的政治思想史学科有非常类似的处境。这种拒绝自主思想的倾向，在整个法学界是非常普遍的，以致于最后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中国现代的法理学本身也是移植的。

掌握知识和政治权力的集团一直在移植所谓的现代法律，因而，中国过去100年出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生活与法律的脱节甚至相互反对。这个文化自觉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建设了一百年的法律秩序，仍然面临很多难解的问题。然而，如果没有一个超越性渊源，法律何以控制权力？另外，人们又何以审查不公正的法律？也就是说，违宪审查的终极依据何在？我相信，对这些关乎法治的重大问题，现有的法理学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需要去思考，生活与法律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

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话，也只是因为，过去十年，翻译过一些法学著作，主要集中在普通法领域，尤其侧重于高全喜教授所讲的早期现代英国和美国的宪政转型时期。很多儒家也认为秦以后不是儒家的东西了，是对儒家的破坏和反抗。

当然，我觉得尤其重要的是，回到现代初期的法理学论辩，也就是清末民初那段时间的法理学论辩，结合我们过去100年的经验，对于那个时代提出的重要问题，其实都是构建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重新进行思考。黄卉老师，目前任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目前正在致力于判例指导的研究，在国内有相当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法理学不是在以哲学的视野思考中国的法律，而是对积极地移植法律之正当性进行论证、甚至是宣传。这样，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职能就是负责解剖已经死亡的古代。

法理学与中国法律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完全脱节，或者说，互为敌人。在这种法律现实中，理论的思考就被认为是多余的。中国已经断掉了，中国古代一直有，喊冤之类的，现在我们断了自己，又没从外部学来，学不了，觉得立法之上不要听任何人说，五六十年代就不是这样了，没人听你的，没有学习能力。这是一种生存理性支配之下对优势文明的过度消费式的汲取，如何消化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保障生存前提下的调整与回归。

唯一要做的事情是由立法者颁布它，并且严格地实施它。因此西方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二元悖论不只是中国法律学者与政治家的困境，同样是所有非西方或者非西方核心文明区的那些国家、民族群体下的人们所遭遇的普遍现象。

那么，至少中国法律的最核心的词汇必须具有中国特征。也就是说，法理学应该告诉整个法学界以及法律界，他们要做的工作是守护中国人的这么一个文明生活的秩序。

那么，中国移植这些被认为是现代的法律，就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宿命。他的弟子问，天怎么给？他说，天通过众的认可来表达。从这样的角度才可以比较完整地理解中国古代的法律秩序。第一点，你的这样一个整体性、论断性乃至于否定性的法理学批评让我始终有这样一个隐忧，即你对中国现代法治与法学的批评有过度之嫌，这种过度实际上会影响到我们法治理性的现代生成。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冲突，在过去100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希望由此展示一个现代人可以理解的、可以讨论的法理学命题或者伦理学、政治哲学命题。

孟子讨论是不是尧把天下给了舜，他当然不能说是尧给了舜，而是说天予之，天把尧的位置给了舜。但至关重要的是，它是用中国词汇表达的。

我们大部分法理学者也是不得其门口而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今天面对传统想要找到一个门的时候，道路之长、之艰巨，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因为今天我们站在这儿用法理学词的时候，用一个西方理论的时候，我们打算对它评价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法理学教授队伍，我也很有幸加入到这样一批队伍中来，这些人也会对你产生鞭挞笔伐，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之所以引进法理学，之所以做法律移植确实是因为我们被征服，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被征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历史上很短暂的现象，但是它确实已经持续了这么一个来世纪。可能有人已慢慢地有了这么一点信心，我是其中一个，我的信心有点爆棚。

直到今天，我认为儒家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伦理教化与社会治理，如果贸然唐突地觊觎国家治理层面，积极竞争宪政空间，可能会因失却分寸而再遭挫折。我认为，我们应当基于这样信念进行法理学的思考。

我们要追问，他们为什么回去？他们试图理解、把握中国人的秩序想象。只有运用这样的话语、词汇的法理学，才是跟中国相关的法理学，因为，你是在切切实实地描述、思考、讨论中国人的法律秩序想象。在知人、在安民等等，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人安则邦安，表达这种态度直接昭示了以后的中国文化，即使有神道，也有客观观念的天，缺乏类似真主、基督教这种强烈的信仰。当我们打算有意识地问这个合法性，中国之所以称之为文明的一个基本标志，但是当我们有意识地建立这样一种秩序或者开创一个新传统的时候，这样一种方式我不认为它不是西方的。

所以研究古代纯粹是为了了解古代是什么，这个研究对于我们当下如何生活，如何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活，没有任何意义。这一点，与西方法理学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一种更为健全的中国法理学的出发点，应当是对中国法律史的哲学化思考，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哲学化思考。当时即使是伪作，但是也是战国或者秦朝构成的文件。

也希望这些思考能对推进中国的法理学建设，有那么一点点作用。《汉书•刑法志》序言同样延续了这个学说，一直到明清，都延续这个学说。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正当性如何能够把它结构化，使得天人的德行和民意之间是一个和谐的体系，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正当性的渊源中，谁是最终的，或者它们之间有不同的话，你会诉诸于谁。因为，现代法律是神，其他法律绝不可能与它相提并论。你要让现代人接受这些词，比如天，你就要用现代语汇来描述它，解释它。既要审查法律秩序，也要审查法学，并且同时是这两个领域的原则之提出者。

这里比较重视的是天叙有典一章。我们也都知道从先秦之后，秦帝国之后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传统，都有共同的思想渊源，但是他当时为什么没有从这里汲取资源？是他的智力不够吗？2000年前我们翻阅这样一个古典文献的时候，我们如何确定今天翻阅这个文献会比孔子、孟子也好更有水平呢？你是如何站在更高的水平上说今天我拿到的文本就比孔子高明？就比诸子高明？如果找不到这样的高明的地方，为什么确定我拿出这个文本来就给中国文明提供更好的贡献呢？这是你需要证明的，你有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面对古典，你可以开发出比我们一直寄奉为圣人的人和先贤更好？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根据这样一个假设，我开始做我的研究工作。事实上，我想以此表明，古典的理念仍然具有生命力，皋陶的理念完全可以作为我们构建中国的法理学之基础性理念。

在中国文明脉络中建设中国的法理学上面所述三个焦虑说明，现代主流法理学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缺陷。只有这样，法理学才有可能发挥法学与法律秩序的审查者的功能，也才能够提出一些指导性原则，引导部门法学和法律秩序向着合理、理想、健全的方向演进。